2020年3月30日，美國最高法院對CITGO ASPHALT REFINING CO. ET AL.v. FRESCATI SHIPPING CO., LTD., ET AL. (以下簡稱“The Athos I”案)做出判決，維持了第三巡回法院的判決，認定案涉“安全泊位”條款構成保證(warranty)，承租人具有提供安全泊位的絕對義務。多年以來，美國最高法院每年審理的案件數(shù)量穩(wěn)定在70件左右，該案引起了眾多國際航運組織、行業(yè)協(xié)會和專家學者的關注，成為2020年度美國最重要的海事案件之一。

　　一、“安全泊位”條款構成保證

　　2004年11月，“Athos I”號油輪由委內瑞拉前往美國新澤西州，在特拉華河與一個廢棄船錨發(fā)生觸碰，導致重油泄漏。船東和美國油污責任信托基金(簡稱“基金”)承擔了相關清污費用后，向承租人提出了追償請求，認為其違反了租約中的“安全泊位”條款(safe-berth clause)，未能為船舶提供可以安全進出并始終令船舶漂浮的泊位。

　　案涉租約(ASBATANKVOY Form)中的相關條款全文如下：“the Vessel shall load and discharge at any safe place or wharf,…which shall be designated and procured by the Charterer, provided the Vessel can proceed thereto, lie at, and depart therefrom always safely afloat, any lighterage being at the expense, risk and peril of the Charterer.”

　　此前，美國聯(lián)邦第三巡回上訴法院支持了船東和基金的訴求，判定該條款構成保證，承租人具有提供安全泊位的絕對義務。在類似案件中，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和第五巡回上訴法院存在不同的意見。第五巡回上訴法院認為，安全泊位條款應默示含有“謹慎處理(due diligence)”的限制，即承租人僅需謹慎地指定泊位，無需保證泊位絕對安全。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則認為，承租人應保證泊位的絕對安全。鑒于在類似案件中存在不同的判決，為統(tǒng)一裁判尺度，美國最高法院簽發(fā)了調卷令(certiorari)。

　　因涉及標準合同條款的理解，該案引起了國際航運界、海事界的廣泛關注。多個國際航運組織、行業(yè)協(xié)會和知名專家等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出具了法律意見。從美國最高法院網(wǎng)站上公開的材料看，多數(shù)意見認為，在“安全泊位”條款沒有明確限制時，承租人負有提供安全泊位的絕對義務。與班輪運輸不同，租約秉承合同自由，市場上并存著多個標準合同版本，當事人可以選擇對其有利的版本，也可以通過談判在合同中約定對其有利的具體措辭。

　　美國最高法院以7:2的多數(shù)維持了第三巡回上訴法院的判決。最高法院認為，該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租約中的“安全泊位”條款是否構成安全保證，而無需考慮承租人在挑選泊位時是否履行了謹慎處理的義務?多數(shù)意見認為，該條款的措辭足夠清楚，故法院的分析始于條款的措辭，也終于條款的措辭。也就是說，最高法院對該條款采取了文義解釋方法?！鞍踩?safe)”意味著免受危害或風險，在任何時間、任何情形下船舶均能在安全漂浮的情況下進出泊位。判決書在腳注中指出，“應該(shall)”對應的通常是義務。盡管案涉“安全泊位”條款措辭中沒有出現(xiàn)“保證”，但其內容已經(jīng)構成了保證，承租人承擔的是嚴格責任。租約屬于合同法的范疇，責任基礎是嚴格責任制?！爸斏魈幚怼睂儆谇謾喾ǖ姆懂?，責任基礎是過錯責任制。租約秉承合同自由。承租人若要在“安全泊位”條款中引入“謹慎處理”的限制，則應在訂立合同時寫明。事實上，“謹慎處理”在案涉租約其他條款中出現(xiàn)過數(shù)次，這也成為合同雙方在締約時并無對“安全泊位”條款進行限制的例證。

　　在“The Eastern City”案中，英國法官對“安全港口”進行了界定：如果一個港口能使特定的船舶在抵達、進港、在港停泊和離港的整個相關期間內，在沒有不尋常情況(abnormal occurrence)發(fā)生時，不會處于良好的航海技術和海員技能所不能避免的危險之中，該港口就是安全港口。在“Ocean Victory”案中，英國最高法院對“不尋常情況”進行了界定。在“The Athos I”案審理過程中，承租人提及“不尋常情況”但并沒有圍繞這一主張展開論述，因此美國最高法院沒有對此進行回應。

　　通過“The Athos I”案，美國最高法院消除了第二、第五巡回上訴法院之間在“安全泊位”條款上的分歧，統(tǒng)一了裁判尺度。英國、美國法院在“安全泊位”條款上的態(tài)度也趨于一致。

　　二、確定性是各界追求的目標

　　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BIMCO)、國際獨立郵輪船東協(xié)會(INTERTANKO)、國際干散貨船東協(xié)會(INTERCARGO)、美國船舶經(jīng)紀人和代理人協(xié)會(ASBA)、美國海商法協(xié)會(USMLA)等行業(yè)組織和行業(yè)協(xié)會，以及著名專家Sir Bernard Eder、Manfred W. Arnold等以“法庭之友”的身份提交了意見，對標準合同的優(yōu)勢，以及行業(yè)和法律實踐對“安全泊位”條款的認識進行了闡述。

　　標準合同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實踐中，航運業(yè)非常依賴標準合同，在租船領域尤其如此。ASBA和BIMCO制定并推廣了大量的標準合同，受到了航運界、海事界的歡迎。由于這些標準合同經(jīng)常被使用，各界對其內容都非常熟悉，談判進度得以加快，交易成本隨之降低。此外，大量的司法案例和仲裁裁決對標準合同的內容和條款進行了解釋，各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日益清晰。成熟的市場玩家可以選擇適當?shù)臉藴屎贤鳛檎勁械钠瘘c，通過協(xié)商改變條款的措辭、分配雙方的風險和責任，并做出相應的保險安排。

　　對于商業(yè)社會而言，確定性至關重要。例如，BIMCO、INTERTANKO和NTERCARGO聯(lián)合指出，風險分配的確定性非常重要。在雙方均無過錯的情形下，事故發(fā)生后，保證令責任的歸屬和損失的承擔變得明確，可以有效減少糾紛。市場變幻無窮，雙方的談判能力也在不斷變化。一個被市場廣泛接受的標準合同，往往也是一個雙方權利義務相對平衡的法律文件。對于船東和承租人而言，海商法都規(guī)定了保證，船東應該提供適航的船舶，承租人應當指定安全的泊位。如果對標準合同的規(guī)定不滿意，既可以選擇其他的合同范本，也可以通過協(xié)商改變租約的措辭。在租約沒有明確約定的前提下，混淆保證與謹慎處理，將導致雙方對權利義務的困惑，進而擾亂市場。作為案涉標準合同的制定者，ASBA認為，無論美國最高法院如何解釋“安全泊位”條款，對雙方而言，均希望在訂立的合同的時候對風險能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在規(guī)則清晰的前提下，雙方可以通過談判來分配風險，進而做出相應的保險安排。

　　三、航運企業(yè)應認真對待標準合同

　　中國是世界航運大國，擁有和控制的船隊規(guī)模位居世界前列。在日常運營中，根據(jù)市場變化，航運企業(yè)可能租入船舶，也可能租出船舶，既可能是出租人，也可能是承租人。在租約鏈條中，航運企業(yè)可能在上一個合同是承租人，在下一個合同是出租人。標準合同是否對企業(yè)有利取決于其在租約中的身份，故美國最高法院的上述判決是一柄“雙刃劍”。對于中國企業(yè)而言，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關鍵要做到以下三點：

　　一是要積極參與標準合同的修改和制定。實踐中，絕大多數(shù)租約都建立在標準合同的基礎上，被市場廣泛接受的標準合同也多由國際航運組織和外國行業(yè)協(xié)會制定。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jīng)濟實力的不斷增長，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不斷提升，專業(yè)人才也越來越多。在國際航運組織制定和修改合同條款的時候，中國企業(yè)尤其是具有影響力和話語權的大型企業(yè)應積極參與，力爭能在條款中反映中國訴求、中國聲音。即使目前缺乏這方面的能力，難以在條款中體現(xiàn)中國聲音，參與標準合同制定和修改活動，有助于企業(yè)準確掌握條款的含義，理解風險分配，做好保險安排。從長遠看，這是維護中國企業(yè)利益的第一道防線。

　　二是要加強普通法思維的訓練和學習。著名海商法專家楊良宜先生曾多次強調普通法思維的重要性，呼吁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必須熟悉國際商業(yè)規(guī)則。在國際貿易和航運領域，普通法居于主導地位，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大量的標準合同約定適用英國法，大量的爭議解決在英國進行，大量的司法判決和仲裁裁決對標準合同條款和術語進行解釋，進一步提升了標準合同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這反過來又增加了標準合同適用的機會。在筆者調研過的航運企業(yè)中，就有業(yè)務人員表示對中國《海商法》不了解，因為在日常業(yè)務中基本不用。在中國《海商法》修改過程中，也有專家學者建議增加《海商法》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強制適用的規(guī)定。即使這一建議最終被采納，仍無法解決租約問題?！逗Ｉ谭ā返谒恼陆鉀Q的主要是班輪運輸問題，而租約最根本的特征是締約自由。中國企業(yè)應當做好長期使用外國或國際航運標準合同和適用外國法解決糾紛的準備。

　　三是要高度重視合同談判。航運企業(yè)在合同談判時，首先應確定法律適用條款，相同的條款，在不同的法域，可能會有不同的解釋;其次應比較不同的標準合同，選擇對己有利的范本;最后應重視合同細節(jié)，一個術語的不同或有無，可能影響了風險的分配，決定了損失的承擔。以“The Athos I”案為例，不同“安全泊位”條款的選擇，有沒有“due diligence”的限制，成為決定1.33億美元清污費用承擔的關鍵因素。